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生长取决于水利建设的优劣，兴修水利成为农业生长的要务，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是从根治淮河起步的。在治淮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继续中国传统治水思想，凭据淮河详细情况，提出了“蓄泄兼筹”的目标，这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革命，是治水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创新。

随后，党和政府将其生长为“以蓄为主”目标，并在“大跃进”水利建设热潮中贯彻执行，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带来不少问题。这便提醒人们必须正确处置惩罚好“蓄”和“泄”的关系，在强调蓄水为主时不能忽视排水。正是在借鉴中国传统治水思想和总结新中国水利建设正反两方面教训基础上，党和政府形成了比力成熟的治水思想。

传统以泄为主的治水思想向现代“以蓄为主”的新治水思想转变历程中，必须掌握好继续、创新与生长的关系。一、排水基础上的蓄水：“蓄泄兼筹”的治淮目标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很是重视水利建设，并确立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治水基本目标。但由于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和履历，怎样详细实现这个目标，却没有明确的认识。

在泄水还是蓄水问题上，恒久以来存在差别意见。由于历史上水害频繁，人们对水存有恐惧心理，治水向来以疏导为主。每到雨季，平原地域和低洼地域的沿河农民经常提心吊胆地去排水，唯恐水留在自己的地域酿成灾害，破坏农田和家园。

中国自大禹凿龙门、疏九河的神话开始，疏导、排水的方法便占优势。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和清朝河流总督靳辅治淮，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把洪水送走，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习用做法。

因此，在1949年全国性的严重水灾和1950年淮河水灾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因袭旧的“以排为主”的治水传统。然而，正是在治淮工程实践中，党和政府改变了中国数千年延续的单纯“以排为主”的治水思想，从被动的防御洪水酿成主动地控制和使用洪水。淮河，起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桐柏山，经豫东、皖北、苏北汇合运河流入长江，全长1158公里。淮河的支流比中国其他河流数目多，而且漫衍得很是麋集。

在河南、皖北两省区，直接入淮的较大支流就有29条，较小的支流在180条以上。所以，只要河南、皖北同时发生暴雨，多数支流必将同时涨水，汇流成异常庞大的洪水，致使淮河干流不能容泄。由于淮河下游坡度平缓，洪水下泄的时间因而延长，不光增加了各条支流洪水相遇的时机，容易造成较大的洪峰，同时因为淮河干流恒久保持较高的水位，反过来又影响支流及内地雨水的宣泄。到新中国建立时，淮河堤身已是“民生凋敝，亟需修补”，抗洪能力降到低点。

故在沿淮地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爹也盼，娘也盼，只盼淮河不泛滥，有朝出个大救星，治好淮河万民安。”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招呼，党和政府直接向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基础治理事情。

但在治淮目标上存在着重大认识分歧: 是仍然沿用传统的以“排水为主”还是接纳新的“蓄水为主”?8月25日至9月12日，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向导下，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集会。由于治理淮河关系到上中游差别地域的切身利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在治淮措施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同时，与会代表就治淮目标问题，发生了猛烈的“蓄泄之争”。

所谓“泄”，就是泄水、排水，仍然沿用传统的以“排水为主”目标，只管兴办排水工程，尽快将洪水排挤去。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治水的方略。所谓“蓄”，就是蓄水，就是接纳新的以“蓄水为主”目标，只管举行蓄水工程，削减下泄洪水量，将防洪与防旱相联合。

周恩来到场了集会并多次听取汇报，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就治淮事情的目标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综合权衡“排水”与“蓄水”的利弊，兼顾淮河上中下游的利益，认为单纯地“蓄水”或单纯地“排水”，均不能真正到达除害兴利的目的，故对“排水”与“蓄水”两种意见作了折衷，建议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基础目标。

所谓“蓄泄兼筹”，就是在排水泄水的同时，适当注意蓄水。它包罗着蓄水方法和泄水方法的配合运用，以及扩大治水兴利的门路，旨在使水利事业做到多目的相互联合，到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目的。

要“蓄泄兼筹”，就是要求上中游能够蓄水的地方，只管举行蓄水工程，削减下泄洪水量，使中下游河流尾闾工程有可能举行，这样才气使防洪与防旱相联合；要确保豫皖苏三省区的宁静，就是要求防止只顾局部掉臂全局，消除以邻为壑的矛盾；要相互配合，相互照顾，就是要求在统筹计划之下，上中下游的工程实施法式，必须根据水量的变化，决议施工的先后，制止地域间的矛盾。“蓄泄兼筹”的治淮目标，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竣事了恒久以来关于治水目标问题上的争论。

淮河治淮集会决议以“蓄泄兼筹”作为治淮的基础目标，确定淮河上游以拦蓄洪水生长水利为久远目的，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发入海水道，以利宣泄。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公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议》，正式将“蓄泄兼筹”作为治淮的指导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治淮目标，《决议》还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只管使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举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

”“蓄泄兼筹”的治淮目标，切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事情有了可靠的政策保证，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重大革命。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的的水利工程。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其中河南省3．1亿元、安徽省5．2亿元、江苏省4亿元、山东省1亿元。

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向导人民经由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在山区修建水库9座，总库容86亿立方米，兴利库容24亿立方米，对水库下游的防洪、排涝、浇灌起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水库生长水电、水产、航运、供水等提供了条件。

在平原地域修建了13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总库容272亿立方米，其中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成了蓄洪水库，兴利库容42．6亿立方米。在淮河中下游共治理巨细河流175条，修建堤防4．6万余公里，使淮河干流中游的泄洪能力从不到每秒6000立方米，增加到正阳关以下每秒1万立方米、涡河口以下每秒1．3万立方米，到达40—50年一遇的防洪尺度。洪泽湖以下使原有泄洪能力不到每秒8000立方米，增加到可以控制泄洪每秒9000立方米，使下游防洪尺度到达40—50年一遇。

这就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开端改变了已往“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状况。此外，通过除涝工程，使平原地域大部门支流获得开端低尺度的治理，局部地域举行了大中小沟配套工程，涝灾有所减轻。

同期增加浇灌面积1500万亩，到达3252万亩，其中河南、江苏两省增加较多。只管新中国建立初期治淮事情存在着防洪尺度偏低、工程计划未能掌握重点、工程治理事情不细致等不足，但治淮取得的成效，证明“蓄泄兼筹”治水目标是正确的。所以，党和政府在随后制定全国各大河流的治理计划时，逐渐将这种治水的新理念运用到新中国水利建设中。

二、改变传统治水思路：“以蓄为主”的新治水目标在治理淮河历程中，政务院明确划定治淮的基本目标是蓄泄兼筹、三省共保、除害与兴利联合，标志着党和政府对蓄水的看法有了基础变化：由强调“排水”转向重视“蓄水”。为了转变中国水利专家太过强调“排水”并因袭旧的治水传统，苏联援华水利专家重复强调了“蓄水”的重要性：“水是人民的财富，要全面地基础地治水，必须把水拦蓄控制起来，听人的支配。

因为在夏秋多雨的时候，虽然感受水多，可是春季干旱的时候，也许感受缺水；下游经常发生水灾，而上游时常干旱。今年虽然水大，普通年份水量也许不够。所以要治理每一条河流，必须首先就全流域几多年的情况算一算总账，才气决议水的处置惩罚。

在处置惩罚当中，又必须联合防洪、浇灌、航运、发电等多方面的需要，才气做到最经济的处置惩罚。”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国水利界的思想震动，正如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的那样，“苏联专家所强调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全部水利的计划，已经起了极大的影响。”治淮工程实践取得了庞大成效，使中国水利建设开始从被动的防御洪水酿成主动地控制和使用洪水，从局部的治理变为流域的计划。

为了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苏联专家系统地先容了斯大林革新自然的计划，单是水利方面，他们就要制作大量的蓄水库、蓄水池，他们不光要生长大规模的浇灌系统，同时还要增加空气中的湿度，以改变农业气候。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提出了详细建议：“在上游修建大量的山谷水库，在中游更好地使用湖泊洼地蓄水，并接纳其他措施，要求在淮河流域的宽大土地上，将大自然所给的水全盘控制使用。不光消除水灾，而且大规模地生长浇灌事业，革新航运，建设水电站。

只有当水做完它所有的事情后，才将它送到海里。”布可夫提的意见引起了中国水利专家及决议者的思想震动，逐渐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治水的传统思路。在实地查勘研究的历程中，布可夫资助解决了如下问题:(1)淮河虽然源流疏散，但可以而且必须修建山谷水库，否则上游洪水问题无法解决；(2)纵然在苏北这样雨水富厚的地域，为了保证农业增产，浇灌仍是必须的，部署工程时应当将除害兴利同时解决，而不应把这两个问题割裂处置惩罚；(3)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大规模闸坝工程是可能修建而且可能在短期间完成的。淮河在苏联专家资助下，中国宽大技术人员努力研究如何在治淮计划中贯彻水利建设偏向，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使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

张含英指出，由于苏联专家的技术协助，使我们有力地实现了毛主席的招呼，不光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生长5000万亩的农田浇灌，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制作若干水力发电工程。治淮工程实践的成效，使中国水利建设从1951年起，从怕水酿成爱水；从被动地防御洪水，酿成主动地控制和使用洪水；从局部的治理，变为流域的计划。向大自然夺取一切可以使用的水源，以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当前的口号。

党和政府在治理淮河时提出并实施“蓄泄兼筹”目标，平原和洼地的治水事情收到了很大成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1952年全国水利集会上提出：“在治水当中，必须切实注意蓄水的须要，使防洪防旱联合起来。关于水是名贵的资源，我们应当设法控制水流、蓄积水流、使用水流，而不应当单纯地思量泄水，我们在一九五〇年水利集会时已经提出过这一个意见。一九五一年而且做了许多蓄水的工程，已经有一部门发挥效益。

可是凭据我们考察相识，另有一些地域对于这个偏向认识不足，有的而且把已成的蓄水工程弃捐起来不去进一步研究使用。因此在这次集会另有再加提倡的须要。

”从这个论述中可知，水利部此时逐渐形成了以“蓄水为主”的治水思路。1952年12月19日，政务院163次政务集会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鼎力大举推行水土保持事情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广泛地开展蓄水运动，只管积贮雨水和地面上的水流，以增加农田浇灌的面积。南方的塘堰工程几年来虽有革新，但仍须继续鼎力大举修整，增强治理养护事情，提高抗旱能力；此外还应推广小型蓄水库工程，以增加蓄水的容量。

在北方干旱地域，除应进一步组织起来生长水车、水井并提高其浇灌效能外，应努力使用一切水源，发动群众修造小型水库和生长池塘；并广泛举行养冰蓄冰，以增加水源，供应浇灌使用。平原低洼地域，注意推广沟洫畦田，以做到防旱、防涝相联合。对于每一河流的治理，都要思量到大量蓄水，以解决浇灌的需要。

”从只管排水泄水到只管蓄水用水，这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治水目标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全国各地举行“蓄水”实践并取得开端成效基础上，党和政府总结履历并正式形成了“蓄水为主”的新治水目标。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揭晓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肯定了河南省确定的包罗蓄水为主、小型为主和社办为主的“三主”目标。8月29日，中央北戴河集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水利事情的指示》，强调水利建设的“三主”目标。

这样“以蓄为主”目标被推行到全国各地，成为“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基本目标。在“三主”治水目标指导下，从1957年秋到1960年春的三个水利年度，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修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各地兴修了大量中小型水利设施，取得了显著结果。三、蓄水与排水并举：“以蓄为主”的偏向及调整“大跃进”时期确定的“三主”目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全国各地在贯彻落实时泛起了机械照搬的偏向。尤其是“蓄水为主”目标在山区是可行的，但将其机械地搬到平原地域后，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河南、安徽某些地域泛起了“一块地对一块天”的极端做法。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浇灌，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域间的水利纠纷。

各地掀起了与水争地的热潮，圈占河滩、围垦湖泊，省、地、县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名曰“客水厅”、“洪水招待所”，使河流患上了严重的“肠梗阻”。北方平原地域由于浇灌和耕作措施不够合理，造成了地下水位差别水平的上升，效果发生了部门土壤次生盐碱化的现象。北方平原地域泛起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显然是“以蓄为主”的做法造成的。因此，“蓄水为主”虽然可以带来农田浇灌，但同样可以带来盐碱化的效果，水利酿成了水害。

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并着力改变“蓄水为主”的片面做法。1962年2月14日，水利电力部在北京召开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北京5省1市平原水利集会。

会上对平原地域执行“以蓄为主”目标带来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严重分歧，有人强调“以蓄为主”是正确的，问题是工程没有配套好，只要把工程配套好了，问题就解决了；有人强调首先要搞好排水。在周恩来主持下，经由大量的艰辛事情，平原地域机械地推行“以蓄为主”的错误偏向开始获得纠正。

淮河1962年11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集会，分析农村形势，讨论当前任务，交流增产履历，对“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三主”目标作了相应调整，提出水利建设新的“三主”目标：即“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认为“‘先配套，后新建’，主要是把现有的水利工程设施逐步配套，使之进一步发挥浇灌效益。”随后，水利电力部于12月召开了全国水利集会，对1959—1962年的水利事情举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目标和任务。

水利电力部在《水利事情的基本总结与以后的目标任务》的总结陈诉中，正式对“三主”目标举行了调整，明确提出了新的水利事情目标：“牢固提高，增强治理，努力配套，重点兴建，充实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并为进一步生长缔造条件。”陈诉坚决地决议，在坚持“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同时，放弃了“以蓄为主”，代之以“配套为主”，重视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对现有水利工程增强治理，并划分举行须要的续建、配套和调整，确保宁静，充实发挥工程效益。今后，全国水利建设的目标开始转变。经由“大跃进”时期“以蓄为主”的水利建设实践，党和政府对中国水利纪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看到了“以蓄为主”目标的努力功效，也体会到了片面强调“以蓄为主”而忽视排水、泄水导致的盐碱化问题，正式放弃了“以蓄为主”目标。

在强调“蓄水”的同时也强调“排水”，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要蓄，该排的要排，不能只蓄不排。实际上，新中国的治水思想，经由一段“大跃进”时期治水实践的重复之后，重新回到了新中国治淮初期提出的“蓄泄兼筹”目标上，比力理性地处置惩罚了“蓄水”与“排水”的关系。总之，新中国治水思想，从几千年延续的传统“以排为主”的治水思想，转变为“以蓄为主”的新治水目标。

这是对中国传统治水思想的突破和创新，是值得充实肯定的，而且在治淮工程建设和“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中获得了磨练，取得了庞大成效。但片面强调“以蓄为主”将会导致严重的土壤盐碱化及其他问题，应该同时注意排水泄洪工程建设，准确掌握“蓄水”和“排水”的适度。这样看来，新中国建立初期治淮历程中确定的“蓄泄兼筹”目标，还是比力科学并合乎中国实际的治水思想。

泉源：《安徽史学》2020年第3期（原文有删节、原标题: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作者：作者划分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今世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瑞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范刻心【声明：本号是为服务各级政府、企事业单元决议的官方公益账号，转载此文是出于通报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泉源标注错误或涉嫌侵犯您的正当权益，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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